學校要為了你的失敗負責

學校要為了你的失敗負責

 

有一次，我跟清華大學的X同學聊天。X是清華大學的黨委組織部部長，我好奇組織部是做什麼的，於是他花了很多時間試圖簡單明瞭地解釋給我聽，但可惜我聽了還是一知半解。在這邊附上我百度到的清華大學組織部介紹，若有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交流交流。

 

组织部是校党委领导下负责全校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职能部门。

组织科：抓好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指导基层党支部工作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做好基层党支部委员的培训工作。做好积极分子培养和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工作，重点做好在优秀教师和学生群体中发展党员工作。

 

雖然我對這種黨融入校園的文化還是不太清楚，但我還是能聽懂組織部的一大責任－－那就是將整個系上的學生團結起來。這聽起來還挺像我們系上選班代的模樣，負責聯繫、舉辦一些活動等等。

 

X說，組織部的存在是為了確保每個班級的每位同學不會落單，讓同學都能在校園裡以班級為單位找到一份歸屬感。

 

我說，我覺得大學班級跟高中班級已經不同了，大學的學生應該有自主決定歸屬團體的能力與權利。在台灣大學，每個學生都有自己一個生活圈。有的人忙於社團、有的人忙於實習、有的人忙於大型校內活動、有的人忙於創業、有的人忙於做志願服務，每位同學都會在自己所感興趣的活動中找到一個團體，因此班級只是眾多選項之一，它不會是學生發展歸屬感的基礎。我說，我跟系上有些同學四年說的話可能不超過十句，X驚訝得不得了。

 

我後來跟他爭論許多，關於「班級」到底應不應該成為學生最基礎的歸屬團體（可以有其他歸屬認同，但班級是基本）。我堅持不，他堅持是。在一連串討論過後，我們終於發現這樣的理解差異來自於哪了。

 

在台大，個人主義是很興盛的。你的生活，由你選擇；你的成敗，由你負責。於是，每位同學就像是一本本大書，各有各的發展情節，結局絕不相同。學校是一個平台，它讓你有機會創造、迸發、搜尋各種新奇Idea與夥伴。你有極大的自由，但相對地，你也必須自我警醒，時時刻刻尋找自己的方向，因為沒有人會牽著你走了。你失敗了，學校儘管有責任，但你自己要負更大的責任。你成功了，學校為你喝采，但這並不絕對代表學校擁有成功的教育。

 

在清華大學，課業是大學生的本分，因此不論你在課業以外如何發展，你終須負起牢牢掌握學科知識的責任，而清華則必須對你未來的成敗負責。在清華，班級是最基本的歸屬團體。因為你上大學後必然會分配到某一班級，透過組織部這樣的單位，學校即可確保每位學生的人生發展順遂。

 

與此相應的是，我曾在台大聽到一名老師勉勵學生：「這年頭，唸書已經不完全是學生的本分了，你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命該如何綻放。」在台大，我與我親密夥伴的關係可能建立在「音樂」、「舞蹈」、「創業夢」、「文化品味」之上，這一切都跟課業無關。學校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是不知道學生到底在幹啥的（除了期中考前與期末考前XD）。

 

前兩天，我與北京大學的一位大氣系學弟SJ聊天。SJ今年大三，剛贏得國家地理雜誌在大陸舉辦的旅遊提案競賽優等，擁有一次壯遊的機會。他跟我說他預計明年七月出發，他有些考慮是否要休學一年完成他心中的徒步壯遊夢想。我一聽，相當興奮地跟他分享我另外兩名台大朋友休學壯遊的故事。他聽完，只淡淡地說：「在北京大學，想休學是很難的。」因為休學並不再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必須說服你的老師與教務處相信這段休學是相當有意義的，不然你很難拿到休學同意書。不過SJ也偷偷爆料，其實北大已經比清華相對自由許多了，在清華，你的一舉一棟更是學校密切關注的，甚至許多時候，學生也會加入管理學生的那一個團體當中，發展出一種自我管理的文化。

 

有土斯有財－談北京住房小區

 

(右手邊就是趙大哥)

趙大哥今年已經六十九歲，是實實在在的老北京。大學期間就讀清華大學的信息工程，畢業後中央分發工作讓他到上海服務。對他來說，他的確已經是中國一般家庭當中過得算不錯的了。近幾年來，他才慢慢發覺當年的他其實挺牛逼（厲害）的。清華理工、曾赴德國當訪問學者，這樣的背景使公司遲遲不願讓他退休。甚至一週內還會安排兩度從北京飛往成都的出差行程。

 

大哥是很隨性好客的人，且他身邊有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我們的造訪他感到特別高興。大哥特別囑咐我們在他家一定要很「隨便」，需要什麼就直說，想問任何問題也都歡迎，他是有問必答。

 

趙大哥的家在北京五環，北京市是環形的城市，五環其實已經離市中心有相當距離了。幫大家建立一下小小的距離概念，北京大學在西四環，而我們搭地鐵到趙大哥家的北五環總耗時約一個鐘頭。下地鐵後，趙大哥隻身一人搭公交車來接我們。他說他原能開車來載我們的，但是想讓我們多理解理解他所居住的小區與一般的市民生活。

 

天通苑小區，小區其實就是社區的意思，但它與小一點關係都沒有。整個小區分為四大區，東區、西區、中區、北區，總居住人口達三十萬。小區內生活機能完善，百貨公司、餐廳、學校、公園等等一應俱全。但該小區屬住商分離的住宅區，因此一到工作日，小區內的居民都必須開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赴四環內上班。在規劃此小區時，政府並未考量到日後私家車竟會如現在普及，因此停車位遠遠不足，許多人便會將車輛停放在路旁，導致道路逐漸狹窄，有時甚至會導致嚴重塞車（我朋友曾經在公主墳坐公交車時因為路旁違規停車，導致五台公交車被卡住，等了一個小時車主才回來，此時她才意識到台北的拖吊制度有多重要）。這裡生活氛圍與三峽社區挺像，該區的物價也比起北京大學所在的四環略低（其實北京大學周遭物價並不亞於台北）。

 

天通苑小區現在的房價大約是一坪十五萬台幣左右，但是趙大哥是兩千年買的房子，他家約四十坪，當時才買四十萬人民幣。以生活機能來說，這裡的房價其實對台北人來說還是挺和善的。

 

趙大哥說他與王阿姨（阿姨堅持輩分不能亂，不可以叫大姊）最早期的時候房子都是單位分配的，大約7、8坪左右，已經覺得很滿足了。當時的政策是高就業、低工資，每個人的工作都是分配而得，雖然工資不高，但是物價相對穩定、每個人也都會有配房，因此生活還算穩定。之後，隨著政策調整，房屋逐漸進入商品市場，住房的品質的確改善了（如房子變大了），但是房價也跟著水漲船高到許多年輕人無法負擔的地步。從早期的七坪、到二十坪、到現在的四十坪，趙大哥說他代表了中國幸運的那一部份人。他當初能夠買得起房子，其實也是因為王阿姨是在日企工作，薪資較趙大哥還高，兩人合湊才足以負擔。

 

問他會不會擔心房子使用權在七十年後要回收給政府？趙大哥說沒想那麼多，七十年後已經是下一世代了，而且難講到時候政府政策是否又會改變。在中國，有土斯有財，有房才是結婚的先備條件，因此房子真是非買不可，只能辛苦下一代了。

一段關於社會學實踐的漫談

一段關於社會學實踐的漫談

 

今天有幸參與人大同學所舉辦的兩岸論壇，台灣同學並不多，大多是在北大的台灣交換學生，中台學生比大概是8：1吧。論壇內容很開放，主持人鄭村棋老師（其實我是後來回家查了資料才知道他的背景）選擇讓參與的大陸、台灣同學各自提一些對於對方的好奇與想像。每當一名同學問了問題，他會接著問，為什麼你要問這個問題。鄭老師試圖讓我們發掘問問題背後的預設與關懷，進而找出最根本的問題意識。

 

開始沒多久，就有一名台灣同學發表了他認為大陸不該漠視中華民國存在的看法。於是，這個看法引起了激烈的討論，關於政治立場的激辯。場內有同學開玩笑，這個問題越討論似乎越熱，大家竟然都開始脫起了衣服。

 

我曾參與相當多的兩岸交流場合，少說也有十幾次了吧，但卻是第一次在大陸的土地上深刻地聽兩岸學子辯論。因此，在論壇開始之初，我還真有點激動與興奮。但可惜，後來問題不斷圍繞在很高層次的國家認同、外交、國際關係等大政治上，針對細微的各種社會政策與社會現象則無暇再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論壇結束，我與主辦方的人大同學們一同用晚餐。在晚餐中，我才得知這個組織其實主要是由人大社會學系的學生籌組。坐在我隔壁的便是兩名社會系大三的學弟妹，當然，社會學成了我們主要的討論話題。

 

一直以來，我都相當好奇大陸社會學系的學生究竟怎麼看待社會學學術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們對於社會運動的看法。

 

我常常會有種困境，一種要不要投身參與社會運動的困境。心底其實是相當害怕衝突、害怕質疑、害怕犧牲，但是理智上又相當認同社會運動的做法。大學唸了三年多，我總在「加入社會主流」與「維護我所認為的公平正義」兩條道路中徘徊。我好奇，大陸的社會系學生是否會有這種困境。

 

社會系學弟S告訴我，課堂上老師會盡可能避談社會運動相關的議題，但是對他自身來說，他認為社會學是種詮釋、認知的學問，社會學家肩負認識社會的責任，但社會學家不一定要參與實踐，這是一種社會分工。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系學生並沒有像我所描述的參與困境。另外，S也認為中國現在有很多集體行為，但是沒有社會運動，更遑論更進一步的革命了。

 

社會系學妹T則提到上訪制度也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管道（上訪簡單說就是中國特殊的申訴管道），但是會希望上訪的有兩群人，一群會被用金錢解決問題，另外一群則是金錢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小孩被抓進警局刑訊等等），這群人則會在上訪的過程中被截訪。T覺得中國一直沒有脫離古代的那種官僚制度，地方官的特性太濃厚，許多社會問題的處理都停留在地方政府的層次，無法上升到全國層次。另外，中國實在太大了。當他們知道某個地方有甚麼社會性議題，那議題可能已經被鎮壓了。各省地方之間的距離太遙遠，要像台灣一樣能夠全國互相支援有相當大的難度。

 

我又好奇中國的公民教育，想知道大陸是否會特別批評西方的民主。

 

T說，在大學以前的公民教育其實是相當考試取向的，他們會認識各國家的政體，但不會在課堂上讓同學公開地討論各國家的制度優缺，因此他們對於西方民主制度或是中國的黨國合一制度看法都是建立在同學相互討論之中。然而，T也認為這些討論往往都僅止於討論，並無法有什麼進一步的實踐作為。

 

我與他們分享了劉華真老師參與文林苑事件、李明璁老師參與野草莓事件的例子，希望能讓他們理解，對於台灣的學生來說，社會運動就像體制內改革一樣，是一種讓社會改變的道路之一，它應當被討論、被理解。另外，台灣的社會學家（我想社會系教授稱為社會學家不為過吧）帶領學生在社會運動的場合實踐我們所認為的公平正義，這也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情。

 

社會運動或許看起來很「反社會」（因為在台灣，很多社會運動都與主流聲音反其道而行），但是其實不然，這群人反而是最願意為了社會而犧牲自己的。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改革都很重要，很多時候，社會問題發生的地方都是社會底層，而這群人，更是缺乏參與體制內改革的可能。他們若不從社會運動下手，沒有體制內的人會聽見他們的聲音。

 

T問我，中國在選擇許多政策時都以維穩為理由，因此不能言論自由、不能開放社會運動…，但究竟台灣如何能既開放這些基本人權的保障，又同時維持穩定呢？

 

我說，我覺得大陸或許現在應該學的是對各地方的小抗爭給予寬容與協商的機會。台灣的人民與政府都在不斷學著「如何發起更有效的社會運動」、「如何在社會運動發起後面對人民的聲音」。台灣的社運參與者其實也並不是為了追求激烈的對抗而加入，他們也不斷使用和平的社運抗爭方式，但和平的抗爭也必須在政府選擇用和平手段處理社運時才有辦法維持。

 

晚餐幾乎沒吃（我的四十元啊啊），但是卻是聊得相當暢快。最後我與T也留了聯絡方式，兩人惺惺相惜，很想再多聊一些，但是時間已晚，只好靜待下次相遇。（還聽說了人大的政治社會學很棒，打算下週去聽！）

簡單生活

(圖裡的奶奶並不是丁奶奶，而是另外一位由學弟陪伴的奶奶）

今天一早便努力抗拒暖暖的被窩爬起，梳洗準備參與一個過去從未參與過的活動──敬老院服務。這是由北大青協舉辦的一個小項目，志願者也不多，總共就七個人，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醫學院大一的學弟妹們。

 

在前往敬老院的路途上，只聽得參與者三三兩兩的聚在一塊，組織的學妹似乎是因為第一次帶領活動，路線搞得不是太清楚，也不太敢帶著大家分享或自我介紹。看著學妹青澀的模樣，不禁讓我想起我從高中開始便被康輔社訓練的活動舉辦技巧…，始終慶幸自己當年曾經做了這樣的抉擇，數年後，我不只不後悔，更是驕傲當年我願意拋下成績在社團活動中努力一拚。

 

在敬老院的一樓，我看見了一疊敬老院傳單。上面寫著床位每月一千二百元人民幣，餐費另計。原也想拿一張傳單走，卻聽見前台的服務人員喝止了正在拿傳單的學妹，只好作罷。

 

服務內容其實很隨興，就是陪老人說說話，說啥都行。我和另外一位藥學系的學弟選擇在三樓陪著幾名老奶奶。

 

說是老奶奶，還真的是歲數很大的老奶奶了。和我說話的丁奶奶坐在輪椅上，她已經是94歲的高齡。所幸，她聽說都無礙，人挺精神的。丁奶奶小時候窮，沒讀過書，因此她並無識字。我原想讀報紙給她聽，卻看她好像心不在焉，於是最後我便放棄讀報，直接和她聊起天來了。

 

和老人家聊天，是一種培養智慧的過程。

 

丁奶奶雖說聽說無礙，但是講話仍需大聲點說她才聽得見。

我說我是台灣來的學生，很喜歡北京。她說她年輕時候很喜歡去香山走走，但是她怕高，因此每次和辦公室的幹部去玩時，她都在山底下等著，沒上去。

我說我是南方來的孩子，很不適應北京的溫度，但還好室內都有暖氣。她說她喜歡在老年公寓曬曬太陽，她知道太陽光會移動，早就把輪椅喬好在最好的位置等著太陽照射在她身上。

我說奶奶全身衣服紅色的，真喜氣。奶奶說鞋子是她孫兒買的，很暖和。

我向奶奶自我介紹我的名字，還說我的名字是希望我能很慈愛的意思。奶奶說她的名字是五八年去派出所報戶籍時，警察給取的。

 

我說一段，丁奶奶說一段。一段與一段之間似乎有些關聯，卻好像也兜不太起來。或許是我聽不太懂丁奶奶說的話，而丁奶奶也不太懂我所說的全部。倆人就這樣，挾著年齡所賦予的鴻溝，試著理解對方的生命。而與此同時，我一直握著奶奶的手。她有時聽到我的誇獎會笑一笑，而我也就笑笑的繼續下個話題。

 

就像是上次我與土耳其女孩聊天的感受吧。雖然不是完全理解對方的話，但是一個笑容一個眼神，你能知道對方在努力傾聽。而此時，你會發現溝通也不過就是這麼回事了。短短一個小時多，我在敬老院感到相當滿足，因為我知道丁奶奶與我已經享受了一個早上的相遇，不多也不少，就如同她對生活的態度一般，只要曬曬太陽也就滿足了。

 

 

 

一趟為了回家的旅行

一趟為了回家的旅行

在澳門大三巴，你匆匆往前一擠，喀擦，你的相機說你到了。

在雲南麗江，你持著不該有的老練叫我應該好好享受古城的夜晚，我原以為這只是搭訕之辭，卻發現你的玩笑話語是在麗江生活的一個重要法則。

好難得見的慢與快；好難得見的靜與吵；好難得見的舊與新。麗江並不衝突，它給每個人一小角落，讓你在那與自我對忘。豔遇，遇見一個更美艷的自己，麗江當然可冠稱為是中國豔遇之都。

待在麗江四個晚上，每個晚上都被不同的麗江所深深吸引。這是一個適合長期駐足的地方，卻也不是個適合定居的地方。走進麗江古鎮的核心，這是一個適合療傷的地方，就像是溫泉一樣，暖暖地靜靜地。但麗江古鎮卻也被觀光包圍，也許就是有了這層觀光客護體，它真正的美反而更內斂，唯有你多停下幾步，你才會看見那曖曖內含光的浪漫。

走進一間書吧，你會看見從四處匯聚而來的人們眼中都有一種光芒，光芒中映著每個人的夢想，它或是一段錯失的愛情；或是一段跌跌撞撞的事業；或是一段不知如何說出口的親情；抑或是一片顛顛簸簸的未來圖像。離開書吧時，外頭也許會冷得讓你想縮在風衣內，但我想你的內心已補足能量，足以護著你自己再度離開麗江，重新面向你所疲於面對的一切。

高中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日記，標題是〈旅行不能為了離開〉。

曾經我也為了離開而旅行，但最後，是讓結了痂的傷口再度潰堤。那些畫面，差一點點就會在心底腐爛生蟲。直到我學會回來，學會為了回歸而旅行。直到我再次相信，相信旅行可以跨越生命的限度。

畫面，重新蔓延。

原來，
很多路是非走不可，
很多人是非愛不可，
很多淚是非流不可。

在不得不的旅行中，
要看見自己，不要只躲在陰影下走。

 

最後一晚待在麗江的時候，特別想家。

特別想念那三雙永遠不會拒絕我的雙臂以及我那亂七八糟的小豬窩。

 

突如其來的恐懼

突如其來的恐懼

以前都知道大陸有網路封鎖，這裡言論並不自由。但是知道歸知道，感受歸感受。

 

來北京大學修了一門課，跟流行音樂有關的通選課（也就是通識課）。老師要求我們做一份期中報告，不限主題、不限格式、不限內容、不限字數，只要跟流行音樂有關就好了。聽到當下，我就直覺的理解為，就是隨便我愛怎麼寫怎麼寫嘛。

 

於是，發揮學生的拖拉功力，我到了要交報告的前兩天開始動筆。

 

我並不是個對流行音樂很有研究的人，因此我想主題想了很久，後來突然想到一個夜晚。

 

那是今年的六月，我與一群大陸同學在台大總圖旁靜靜喝酒點蠟燭，悼念一個常被台灣人遺忘的日子──天安門事件紀念日。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特別勇敢的人，很多社會運動、很多反抗活動，我因為各種因素而沒有現身，儘管關心，卻始終是靜靜的關心。對於六四，我始終是抱著一個又一個的不解。不理解當時的中國政治情形，不理解為什麼在這麼「機緣」湊再一起，使得許多人去世了（或者是儘管理智上理解，我仍舊因為不敢相信而不理解，進而覺得六四似乎離自己很遙遠）。

 

那天晚上，朋友們傳唱著一首歌──「血染的風采」，那天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也是第一次認識到這首歌背後所標誌的意義。

 

於是，我開始Google搜尋〈血染的風采〉一首歌。查詢了一整天的資料，瘋狂用台灣的VPN翻牆。然而，即使我已身在牆外，每當我搜尋「血染的風采」時，跳出來的Youtube連結卻仍常常顯示影片出現錯誤、無法正常播送，或者是我原本開著的Facebook變得異常緩慢。而且剛剛好，這幾天正是十八大的會期，原本不怎麼樣的事情也都變得異常敏感，政府敏感、人民也敏感，本來每次都打混不檢查證件的大門崗哨現在都超級勤奮在查證。現在，連網路都敏感了起來。

 

簡單說明我的報告內容，其實就只是在說一首歌的故事。〈血染的風采〉在1987年的春晚上由一名叫做徐良的解放軍人演唱，當時正逢越戰，這首歌成了深刻描繪了國人愛國與犧牲奉獻的精神。然而兩年後，1989年卻發生了八九民運，當時的年輕人缺乏豐潤的文化創作環境，因此常常拿深具黨色彩的歌曲來當作民運歌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際歌以及〈血染的風采〉等歌。〈血染的風采〉之後傳唱到了香港，包括Beyond、梅艷芳、甄妮都詮釋過這首歌曲。最後，它成了香港每一年維園六四紀念晚會的必唱歌曲，對於香港人來說，這首歌即代表了六四事件。然而，在大陸因為網路屏蔽的關係，這裡所顯示的資料都指出〈血〉一首歌是愛國歌曲、是標示著國家有著共同目標而讓人感受到國家與個人之間緊緊相依的歌曲，它與六四一點關係都沒有…。

 

許多大陸網友也就這麼認知著。偶有部分網友因透過網路翻牆而清楚〈血染的風采〉與六四民運之間的關係，但他們所留下的評論內容卻只能相當隱晦地暗示，如使用「陸絲」取代「六四」來加以描述，或僅是說「這首歌在89年以後就不一樣了」。

 

一首歌，在兩岸三地有著不一樣的詮釋與認知。我這份報告，其實想說的就是這個故事。因為網路屏蔽，因為立場各異，大陸、香港、台灣對這首歌的記憶截然不同。

 

而我，在寫完這份報告後。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寫了連篇的「六四」。突然之間，我不知道這份報告交出去會不會發生甚麼事情。突然之間，恐懼翻牆而入。

 

從沒想過一份作業不只是一份作業，它可能會為你帶來的不只是學術上的評析，而還有審核、檢查、突擊。我擔憂著北京大學的教授會不會有強烈的立場偏頗，我擔憂著我不斷搜索六四詞彙的行為會不會被大陸監視，我擔憂著這份報告交出去我是否會有人身安全（儘管我自己是覺得我已經避開很多敏感議題不談了）。我突然發現，自己在台灣原來因為「言論自由」四字被保護得有多安全，這四個字讓我習於有話就說、有話就問。而這四個字，絕對是台灣人在經歷了白色恐怖後努力爭取而來的珍貴資產。

 

明天要交報告，我想試試看，我想知道老師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祝福我，祝福中國大陸所有想說話的人們。

在火車上的穿越

小妹

下雪那天我们还是很惦念你们的，怕你们不习惯北京的天气，担心你们的衣服不够，帽子、手套和围巾等怕没有准备好。

本周我比较忙，下周以后吧，欢迎你们来我家做客。我们可以给你和你的朋友包饺子，或吃炸酱面，都是我们北方人常吃的饭菜，我想你们一定喜欢。当然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聊天，也给你们机会了解我们最普通人的家庭生活。

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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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收到這封信，正打算回信時，心頭暖暖地想起了這段相遇的過程……。

原以為從北京坐硬臥到成都的路上大概會很無聊的，卻沒想到能在火車途中遇見一段活生生的歷史故事。

硬臥是六人一間，我與兩位旅伴原本買了上、中、下三個鋪位，但是買了對面上舖的一位阿姨表示她的膝蓋不好，問我能不能換到上舖，否則她實在爬不了上舖。當下，我先想到了上下舖價位不同（下舖貴了三十元人民幣），但再轉而一想，反正對我來說睡哪都一樣，對這位阿姨卻差異很大。因此我問她，能不能讓我跟我朋友坐在下舖休息，睡覺的時候我再上去。她直說沒關係，我就答應了。

這樣一件小事，卻讓坐在我們對面休息的一對老夫妻注意到了我們。聽那夫妻解釋，能買到下舖的舖位是蠻不容易的事，差沒多少錢，卻能有較好的休息品質，因此一般人都不太樂意更換舖位。

也就從這小事起了頭，我們與這對夫妻開始大談兩岸的政治、歷史、社會與文化。

趙大哥與王大姐是年近七旬的北京老夫妻，但是有著良好的運動習慣讓他們都顯得神采奕奕、精神抖擻。我們自我介紹我們是來自台灣的交換學生，趙大哥立刻笑著說他早就猜到了，他早年去德國當訪問學者的時候曾經遇過幾個台灣女生，那口音到現在他都還記得。

趙大哥是道地的老北京人，而最讓我們感到激動不已的是他恰巧在中國大陸文革期間讀了當時極具影響力的大學──清華大學。趙大哥在大學期間是與老師關係較好的學生，當時也擔任了組織幹部等職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坦言他也曾經被批鬥過。

我們好奇的問：「到底是怎麼批鬥呀？是把你圍起來亂罵一通嗎？還是怎麼做的啊？太難以想像了！」

趙大哥看我們急迫的樣子，緩緩地回憶道：「當時，我被平常與我很要好的兩位同學監視，不論去哪都要跟著，即使去廁所也是一樣。有一天，我被同學通知叫出去，那天就是批鬥的日子，我要跟別人坦承我做過的錯誤。」

「那你不會很難受嗎？曾經那麼要好的朋友卻幫著他們監視你？」

「我其實在文革期間，也曾經參與過一些老師的批鬥會。即使我不覺得那個老師有甚麼錯誤，甚至覺得他人還挺好的，但是在那時候如果你不跟著出去，你也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人。」

錯置的年代，我們在小小的硬臥包廂內宛如穿越了，文革時期的校園似乎就在我們眼前開展。

「那土坦克是真的存在嗎？」

「當時我因為身邊有很多同學參與武鬥，他們也就教了我一些基本武器與防具的作法。學生武鬥都怎麼打？校園沒有刀，他們就拿水管斜斜切開，銳利的斜面便成了現成的茅。盾更好笑了，學生就拿很多很厚的書，把它們厚厚綁在身上，就成了護身盾牌。土坦克也是學生自己製作的。當時，不同派系的清華學生會佔領不同間宿舍樓。我住的宿舍樓算是較為中立的，因此比較不會有武鬥。但是我記憶中有一名成績很好的女學生，一次從家裡回學校的路上，我看見她不小心被波及，當胸中槍而死。文革一開始，其實學生真的都是很高興的，畢竟不用上課是讓每個年代的學生都同樣快樂的福音。但是後頭的發展，卻是真的不受控制了。」

趙大哥畢業後被送去讓「兵再改造」，也就是進部隊做很多體力活，每天要手拉運送八百噸的貨物，異常辛苦。對他來說，那段日子並不荒蕪，他就是在幹活的時候與王大姐相識的，如今回憶起來，他認為那段日子讓他的耐力、忍受力增益不少。

文革對我們這群年輕人來說，宛如不可思議的一段恐怖歷史。趙大哥夫妻見我們如此樂於傾聽這些老故事，也就講得口沫橫飛，直至火車上熄燈了，我們也還依依不捨的開了床頭小燈繼續這段歷史重現……。

為何能如此投緣？我想那種似曾相識感與彼此相互的了解尊重是讓我們能暢談一日一夜的原因。趙大哥早期曾經學過「ㄅ、ㄆ、ㄇ、ㄈ」，看見我們手機上的輸入法，我終於不用再解釋為什麼這些看起來很像日文假名的東西能拼出中文。趙大哥對我所學的社會學感到相當熟稔，他直說唸社會學的人就應該這樣出來走走闖闖。趙大哥也對台灣人的處境感到相當同理，他能夠理解他那代人（已是我祖輩了）離開家鄉的愁，也能夠理解早期本外省人的族群衝突，還能認同我們90後的年輕孩子們對於台灣這塊土地已長出深深的家國情懷。

一天一夜的暢談，已經讓我對這位長者肅然起敬，他所擁有的眼界與知識、經歷過的風波與故事，都值得我這位後輩再三聆聽紀錄的。彼此留下了聯繫方式，一結束旅程後便急急的寫信互道平安。刻意的不用「先生」、「您」等字眼，因為我已經把趙大哥看成一位朋友，一位忘年的朋友。期待著下次到他家作客，再聽他說上一天的故事！

變調的旅行

變調的旅行

(中間是雲南迪慶州台辦主任)

前兩天，剛從雲南旅行回來，滿滿的情緒，一時之間竟不知道該如何為這段旅程寫下紀錄。

如果你問我雲南美不美，我定會告訴你這裡是香格里拉，是仙境。但同時，它也因為旅遊業的發展讓它的美蒙上了一層灰。

原定計畫只會旅行一週，且目的地是四川，多出來的一週以及踏足雲南皆是臨時起意的計畫。也就因為這個計劃的形成倉促，我與同伴對雲南都未深入了解，只上網查了查住宿、交通方式便背上背包走進了這個充滿傳說與神話的省份。

抵達第一日，我們在麗江古鎮歇腳。麗江古鎮上有許多散客接待中心，乍看之下還挺像台灣景區處處都有的旅客服務中心。因為功課做得少，我們決定體驗體驗中國的「跟團文化」。在一連串詢問與比價的過程中，我與同伴大致理解了這裡的旅遊方式。不同的接待中心就是不同的旅行社，這裡的報行程報價似乎是有統一的規定（比如香格里拉精品二日遊明訂是680RMB），但是實際上簽合約的價格是因人而異。我們總共報了兩個團，一個是瀘沽湖二日遊，一個是香格里拉二日遊，各是四百人民幣。

與我們簽約的大哥看到我們是北京大學的交換生，印象相當深刻。在簽約前，我們還問了一些旅遊的細節，包括學生證是否能夠退費（在大陸，景區只要有學生證，門票都能有折扣）、自費行程是否可以不參加、是否會進購物店等等。旅行社的人一邊拿合約，一邊跟我們保證如果我們可以不要帶錢就去參加旅行團、這兩個團都會因為有效學生證至少退費五十人民幣，若導遊沒有全額退還，旅行社會補足不夠的部分。

出發到香格里拉的前一晚，我緊張得睡不著覺，一則是因為香格里拉實在是盛名遠播，二則是因為隔天一早五點半就要起床，我實在怕睡過頭而錯過更多美景。

我們報的是散團，因此一早是一輛大車來接我們。車上共四十多名旅客，一名導遊，一名司機。導遊是男性（在藏文化中，年輕男性統稱扎西），他身著黃色藏服，目測大約三十五歲上下吧。老實說，扎西看上去的面貌還挺兇惡有威嚴的。從麗江出發，大約一兩小時車程後抵達了旅程的第一站：虎跳峽。

在這一兩小時的路途上，扎西開始介紹當天晚上的藏民家訪活動多們精彩可期，而且他還為了我們，將本來只價值8RMB的晚餐升等到藏民家內令人食指大動的髦牛、松茸大餐。原本我還和同伴思索，到底有沒有必要付費去參與藏民家訪，但想到我們之後也許還會造訪西藏，這個行程對我們吸引力實在不大。而正當我們還在嘰嘰喳喳討論的時候，一個驚人的數字鑽入耳內，我們立刻下了決定。

扎西說：「現在我們來收費，大家準備一下兩百四十元，我下去收。」

「自費行程要兩百四？」我不敢置信地確認了一次。

對兩個乳臭未乾的小背包客來說，兩百四十元人民幣夠我們把火車票升等為飛機票、夠我們一人住五天、夠我們在北大吃上一個學期的晚餐……。一個晚上兩小時的活動竟收費兩百四十元？這根本是我們無法負擔的天價！

導遊走到我們身邊，我們委婉地跟他說我們真的沒有錢。他看了我們一眼，只說你們好好考慮，我待會再來收一次。我只想著，你就算再來收一百次，我們也真的沒錢給你。待導遊收完一車的費用，虎跳峽景區也就到了。我們搶著前幾名下車，導遊原叫我們和另外三名大陸女大學生留下，但我們看他還在忙就先進了景區繞繞。

虎跳峽是世界第三大的峽谷，水流湍急，聲勢驚人。就當我與同伴玩興正高時，一通電話打來了，是導遊。

「我全車的錢都收齊了，就剩你們了……你們到底交不交錢？」

原本，我還因為身邊貫耳的河水衝擊聲吵得聽不清楚，但最後我終於聽懂他說的話了。

他說：「我很可憐，你們的團費根本不夠成本，你們如果不參加這個自費行程，我扎西不做賠本生意，我不會再拉（拉的意思是帶）你們。你們到底參不參加？」

起初他的話讓我感到相當困惑，為何我的團費會不夠成本支出。隨著他的口氣益加惡劣，我已不是困惑，而是感到憤怒。難道我不出錢，我就要被丟在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景區？長這麼大、走了那麼多大陸景區，我還真沒被恐嚇過。當下，我氣得回他說：「我不管你們成本多少，我當初與旅行社簽合約的時候，講得清清楚楚我們可以不參加自費行程，你不可能強迫我參加一個我根本負擔不起的活動。如果我不參加，你是不是就要把我們丟在這裡？」

扎西回：「我收這個費用不是強迫，這是旅行社、國家都認可的！你要不交，我有權力把你扔下來。」第一次，我氣到把電話給掛了。我肯定，虎跳峽的洶湧河水必定遠遠不及我當時內心翻騰的怒意來得壯觀驚人。甚少動怒、甚少失去理智的我，卻因為這個不合理的要求以及差勁的態度徹底被激怒了。

幸好這個年代，智慧型手機發展普遍，而又慶幸虎跳峽不是一個沒有訊號的景區。先打了旅行社電話，竟然沒接。我與同伴立刻上網查了雲南省台辦電話，打算嚴肅看待這起事件。終於電話撥通，台辦秘書處人員聽完我們的訴苦，立刻與我們一同責難導遊做法的失當，並且給了我們另外一個承辦人的電話。最後，輾轉聯繫到了迪慶州（香格里拉行政區）台辦。

在同伴與台辦溝通的過程中，原本也被導遊叫上的三位大陸女學生靠近我們。一名女學生告訴我們，他們也不想參加，可是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那時怒氣還盛，刻意地批評給身邊的人聽：「大陸竟有這種旅行團，還被認可實行了這麼久，真是太可笑太丟臉了。」

那名女大學生聽完後，訕訕地苦笑，轉頭對她的同學說：「怎麼辦，大陸給台灣的印象竟變成這樣。」此時，我也不好意思再對她們抱怨，因為我想起我們還有台辦可以打電話，而她們呢？大陸女學生說他們也被導遊要求付款，但是看在他們是學生的份上只收一百八，她們還在猶豫。我說：「對我們來說，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是違反合約的問題了。所以不管多少，我們都不會付。」

不理會導遊走進，我們逕自上車等待台辦與導遊那邊的溝通。後來，車開動抵達午餐地點。其餘遊客進餐廳用午飯，而導遊叫上我兩個在車邊談話。

「剛剛旅行社那邊給我打電話了，簡單說，我的目的已經達成了。已經有人幫你們補上你們讓我賠錢的那部分，那我們就算了，你們還是好好享受後面的旅程吧。我真的很可憐，請你們多想想我的立場。」

我猜導遊一開始是想跟我們和解，但可惜，他用的字詞顯然不太適當。

「目的達成？我們沒錢你是一個態度，當我們有人可以付錢時你又是另一個態度，請教我們如何理解你的立場。為什麼你帶了那麼多團卻不能理解一個旅客在面對自己可能會被丟下時的恐懼？你為什麼能夠威脅遊客？」

後來，我已經記不太清我究竟與他爭辯了多久與爭辯的內容。但，我記得我最後說的一句話：「你是不是說過我們不交錢你就不拉我們？你這根本是強迫推銷！」說完，同伴拉著我去吃飯解解氣。坐在飯桌旁，我氣得連淚都掉了下來，不敢置信自己竟然付錢買罪受。同伴安慰安慰我，說他已經將我們的對話都錄音了，我們可以再打電話給台辦。此時，我看見導遊走進餐廳，同桌的一對大陸情侶試著要安慰我們，情侶便跟導遊說：「你不要這樣對台灣同胞，我們能接受的，她們不一定能接受。」我當下也食不下嚥，扒了幾口飯就回到車內。我當下打定主意，不論如何，我一定要一個合理且誠心誠意的道歉和處理。上了車，導遊說他覺得他很後悔拉了兩位台灣卓瑪（年輕女性的意思），他到了香格里拉就會離開，會換另外一位導遊接手。

我一路上玩興也不佳，擔憂著晚上到底該如何解決。直到香格里拉，我們再次打給迪慶州台辦，台辦主任驅車來接我們並答應會處理剩下的事情。最後，導遊答應退還我們晚餐費用（八元），我們晚餐自理，另外三名女大學生答應付費參加藏民家訪。台辦主任帶我們去吃一家藏餐，並打電話請導遊與司機到餐廳向我們解釋這整件事情並道歉。當天晚上，聊了一兩小時，我才真正釐清為何會有今天這起風波。

以前，麗江的旅遊是由導遊跟旅客簽約，簽什麼是什麼，旅遊品質很好掌握。然而，現在卻不是這樣了，整個旅遊系統變得相當複雜。

我們這些散客在麗江與A旅行社簽約，談的價錢是四百元人民幣以及旅行相關保證。A旅行社會再把我們這些散客拍賣給出價最低的B旅行社，B旅行社才是真正負責管理導遊與車的旅行社。B旅行統一以兩百元人民幣「買下」散客（不論散客付給A旅行社多少錢），B旅行交代導遊，因為兩百元根本不夠付兩天的開銷（若細算，兩百元的確不可能包含食住行樂），所以導遊必須推銷自費行程與進入購物店，導遊若無法說服旅客付費，那導遊可以退還旅客費用、然後讓旅客在景點下車，簡單說就是把那些不聽話的旅客丟了。因此，對導遊來說，他接到的指令是他是冒著極大的風險虧本在帶團，若沒有成功推銷，他必須面臨賠錢或是丟旅客的兩難抉擇。

導遊說，當他知道另外三個大陸女生真的不願意繳費時，他打電話給旅行社問如何處理，旅行社說就把她們丟下就好了。他真的不願意這樣做，所以他再三與女學生溝通，最後終於說動那三位女生。當白天他聽到我批評他是「強迫推銷」時，他是真的很生氣難過，因為他覺得他已經盡力了。

透過一層又一層的剝削，導遊與遊客之間的信任感逐漸降低，旅行不再是美好而充滿信任的過程，剩下的是鉤心鬥角的比拚與斤斤計較的利益衝突。你不懂，究竟導遊是為了你好，還是為了他自己的荷包好。香格里拉的意思是仙境，但在這，連做人最基本的原則－－信任都已經依稀難辨了。

一杯青稞酒下肚，我為今天的氣憤舉杯向導遊扎西道歉。道歉並非代表我不應爭取我所有的權利，而是我終於能心平氣和的理解導遊這行業，因此我為我白天的激動而道歉。錯的並不是導遊一個人，而是整個旅遊業。

結束這趟旅程，忘不了我與同伴在激動爭取自己權力的過程中，凝視我們的一雙雙眼睛。台灣的一切教導我們－－權利是自己爭取的，要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說不上是幸運還是不幸，大陸與台灣的微妙關係讓我們能以台灣人的身分輕易捍衛我們自己。網上層出不窮的經驗分享證明：我們並不是第一起，更不會是最後一起被強迫推銷的案例。但是這樣的旅遊惡習該怎麼改變？在大陸沒有找到有效為自己權利發聲的管道與為自己發聲的勇氣之前，改變也許只能期待旅遊業的良心發現吧。